作品簡介-Part 4

《性史》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性壓抑假說：性慾史是壓抑不斷地加大的編年史。

17世紀以來配合資本主義發展，放縱的性慾與密集的勞動不相乎。

性自由、性知識與談論性的動機的正當性與政治正當性密不可分。

社會現實：肆意談論性、到處發生性行為就是對社會規範的冒犯，具有顛覆性，站在權力之外（性罪行）。

中世紀至17世紀，於宗教中，性納入話語中，成為被表述的對象（懺悔）。

18世紀，表述的性與政治、經濟和技術聯繫在一起，除了被批判外（法庭），也成為被管理的對象（人口控制）。

19世界，各種禁忌開始被醫學取代，各種反常的性行為是性的倒插者，是需要接受治療的

性話語爆炸。

種種現象看來，性的禁忌、對性的壓抑似乎是日漸加強，福柯認為，比起對性的壓抑，性進入話語卻為人提供談論性的場所，性話語亦隨著時間推移不斷被微分。

性與權力的關係

透過區分、強化和鞏固各種外圍的性經驗，使權力與性關聯起來，兩者的關係得到無數經濟利益的保險。如兒童性教育，將規範下的性知識教授給兒童

同性戀

現代確立同性戀的心理學時不是通過性關係來斷定，而是以性感受的某種特性，顛倒男女性別的某種方式來規定，是一種內心、精神的陰陽人。

古希臘時期，男性與男性之間存在快感的追求，同性的年輕人被視為快感的對象，這關係是人追求成為倫理主體性的途徑之一，即對性慾的自律和控制。

公元前兩世紀，古羅馬出現了一種「自我文化」，代表了長期積累對性活動快感的不信任，醫學越來越關注身體快感帶來的後果，男女關係成為對稱性的規定，婚姻亦取代了男孩性愛的問題。性行為與邪惡聯系了一起，婚姻是合法滿足快感的途徑。

基督教時期，快感被看作成罪孽，在此時，人們改造自身、適應自己作為倫理主體的方式不再是對性的控制，而是對自身的自自我詮釋，追求純潔和不朽，這時的性行為只是為了生兒育女，同性戀自然被視為異端邪說。

現代，人對自我肯定的時期，慾望在理論上得到強調，在實踐上被接受。歐洲六、七十年代興起了一場性解放運動，以求獲得性自由和性權，以把握人作為主體的命運。

印證了性進入話語後，種種的規範和控制並非對性加以壓抑，反使人更多談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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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Part 3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詳細列舉了監獄的影響。監獄的譜系學描繪出從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法國刑罰體系的變化。這些變化的核心部分在於廢除酷刑和公開處決，以及監禁手段的發展──讓犯人經歷一整套規訓常規和程序，再以監視行為對他們加以管制。

規訓

通過一系列「無聲的壓制」，規訓工作作用於人們的身體，決定了他們怎樣行動和他們怎樣看待世界。權力塑造了我們的身體行為。

例如，婦女坐在公眾場合時，一般在膝蓋處交叉雙腿或屈起膝蓋合緊雙腿，而非翹起二郎腿盤坐。

知識使人臣服，因為我們必須要借助各種知識體系來理解自身。

例如，作為學生受到各種形式的塑造，「知識」和「規訓」使我們成為某一類人。

作為主要規訓場所的監獄

監獄作為一種主要的規訓機構發展起來，它發明了各種手段並將其傳播到整個社會領域。

監獄就這樣在根本上成了大社會中的一個縮微社會。它有自己的專家，自己的行為準則、禮節和程式。

例如，它有一個內部法律系統，該系統可以懲罰囚犯，延長他們的服刑期，也可以用特殊關照來獎勵表現良好的人，准予他們較早得到假釋。

監獄作為微觀社會的同時，也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模型。在它密集的規訓性高壓統治網中，監獄發展並使用一套程式，這套程式經過修改可以被其他領域採用。

這種由監獄發明出的規訓手段對工廠、學校和軍營的影響尤其大。這些機構都向人們提供規訓，通過安排時間、空間和各種關系來管理人們的行為，約束他們的身體。

例如，學校製定上課時間，劃分教室，就是在時空上對學生作出限制的規訓。

圓形監獄

基於圓形監獄模型的一種監視形式，使人們監視自己以及別人的行為方式或者體態合適與否。

一種規訓和管理人們的辦法就是監視他們，福柯也提到了「圓形監獄」（panopticon）這一概念。「圓形監獄」是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在十八世紀晚期構想出來的。 

邊沁的「圓形監獄」模型是一個建在監獄中心位置的塔樓。看守從這個塔樓可以觀察到每間牢房以及房間裡的囚犯。但是這個塔樓的建築方式讓犯人沒法知道他們是否受到了監視。犯人只能假設他們每時每刻都可能被監視，相應的，他們就會調整自己的行為。在從前的刑罰體系中，犯人不是被關進地牢就是被流放──這是使他們隱身的辦法，但是圓形監獄根據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則：它認為管理犯人最好的辦法就是使他們每天每時每刻都作為潛在對象處於權威性注視之下。

例如，學校教師在教室裡走來走去的時候，他們使用了權威性注視。購物中心的監視鏡頭也起了類似的作用，使被監察者不敢越界。

作品簡介-Part 2

《臨床醫學的誕生》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這是關於空間、語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論述的是目視。」

福柯研究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醫學史及其純理論變化，而此書中的中心議題是：科學的話語如何構造和制約人們的感性經驗。

社會圈定一種疾病進行醫學干涉，將其封閉，劃出特殊區域──即醫院。

福柯指出醫學科學對傳統醫學理論的絕對相信轉向對實証觀察的信賴，從封閉式轉向開放式的治療。

實証觀察使用的就是「目視」，即關注疾病表面的現象，捕捉各種象徵符

號，其實是滯留於語言世界之中。

福柯認為，一項陳述的意義不是來自說話者的意圖，而是和話語系統中與其他話語的關係密

切相連。醫生擁有醫學知識，而專業術語又為醫學換取了權力。

「目視」是權力行使的一種形式，疾病、反自然、死亡都暴露於目視之光（表徵→人體結構→器官→死亡）。    

醫生擁有醫學知識，於是擁有觀察病人的權力並且作出判決，去決定病人到底是「正常」還

是「病態」。

醫生擔任的是「公共道德和公共衛生的監督者」的角色，他有絕對權利去界定「病人」與

「標準人」，醫生除了治療病人之外，還要巡視與教育，一切都為了作出監督與控制。

而社會賦予醫院決定和干預的權力，使醫療制度能在更高層次上觀察然後宣布判決和知識，

亦是權力與醫學關係的一個論證。

作品簡介-Part 1

《古典時期瘋狂史》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

「愚人船」 ──智者

以智者形象出現，他們被世人流放，為了是「淨化」，同時為了將他們流放到正常人接觸不到的社會邊緣。

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一種將瘋人流放的習俗──愚人船。因為瘋人的「愚蠢」令正常人感到不安而且有威脅，於是就出現瘋人遠航的情況。另一方面，人們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為瘋人塑造了「智者」的形象以嘲弄瘋人。人們認為瘋人擁有正常人無法擁有的知識，所以成了「智者」，繼而藉此進行社會和道德批判。

大禁閉──遊手好閒者

十七世紀出現了大量禁閉所。貧民、失業者、乞丐、囚犯和瘋人被安置在禁閉所進行勞動，因而保持社會的「治安」並提供勞動力。

在經濟和道德交融的要求之下，勞動和遊手好閒之間出現了分界線，當時的瘋人是被救濟者，屬於社會的一部分。

禁閉所在就業充分和工資高漲時期提供廉價勞動力，在失業嚴重時期收容了遊手好閒者以保護社會。

道德要求也促使禁閉所出現。為的就是加以約束與改造。當時最大的罪孽是「懶散」，於是須強制遊手好閒者進行無休止、不帶來任何利益的勞動，以避免他們墮落。

展覽所──野獸

十八世紀末，瘋癲借用了野獸的面孔，瘋人失去人性，以瘋癲形式來發洩出獸性。

瘋人受到不人道的對待，被視為展示的東西：在瘋人塔、禁閉所、醫院、監獄中，瘋人被囚禁並展示，成為公眾的觀賞對象，成為某種信心十足的理性的良知的一種消遣。

擺脫束縛的獸性只能用紀律和殘忍來駕馭，這種方式除了能確保安全之外，也能成為贖罪的教訓。

醫院──精神病人

十九世紀，瘋人被視為病人，是精神錯亂者。瘋人要被「道德治療」，從以前的外界懲罰世界過渡到一個內心審判世界。病人被觀察，同時被外界要求瘋人自己去理解自身的異化。

這種限制和監護規定確定的一種抽象的法律地位形成一種權威，因而醫生無論以病體療法還是精神治療都能呈現出一種不可否定的理性令人臣服。

瘋癲變成一種沉默。

瘋人沒有工作能力，顯得與眾不同也不能融入社會，因而其後出現一種特殊制度去安置瘋人。